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在广州开幕******
中新网广州1月11日电 (程景伟 徐莹)“字里春秋——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11日在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开幕,展出文物240件(套),其中带字文物140件(套),南越木简更是自出土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本次展览设有“帝国南隅”“宅兹番禺”“烟火人间”“书同华夏”四个部分,从南越国制度、都城营建、生产生活、华夏一统等各个方面,讲述文字文物中反映的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史。
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及其铭文拓片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展览主要展示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带字文物,兼有岭南地区同时期的相关发现。其载体有青铜器、陶器、漆器、木简等,书写方式有印、戳、刻划、墨书等,文字内容涵盖地名、纪年、宫室名称、官职人名、刑律税法、农耕养殖、祭礼战事等,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
以此次展出的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为例,当时人习惯在器物上戳印宫室名称,以示其所属。历史文献记载,“长乐宫”为汉长安城内的宫殿建筑,但这件陶瓮为南越文化特有器型,其纹饰也体现出显著的南方风格,应为本地烧造。故此“长乐宫”应是南越国自建的宫殿,反映了南越国效仿中原王朝进行宫室营建和命名。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公主简”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本次展览精选30件南越木简展出,有记录宫中御苑种植枣树之事,也有记录税收、刑罚、战事等事,内容相当丰富,可窥见当时王宫御苑中的历史细节。其中有一件木简的简文“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七月属将常使□□□蕃禺人”。通过此简的“廿六年”,能判断其记录之事发生在南越国第一任君主赵佗在位二十六年。简文中的“公主诞”,应为赵佗之女赵诞,这在《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未见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对岭南地区记录的不足,对了解南越王室成员及其属官、权力地位等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据南越王博物院有关专家介绍,2004年,考古人员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迹西北处的一口渗水井内,清理出一批南越国木简。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开始,至此将近十年,都未见任何竹、木简牍,这批南越木简显得尤其珍贵。经过清理,木简共计百余枚,字数逾千个。
据考证,木简是目前南越国最早的出土文献,被誉为“岭南第一简”。(完)
红星耀中华 | 大卫·弗格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强大的政治优势****** 2006年,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作为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弗格森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英文版的英译文改稿专家,并参与了我国多部政府白皮书以及其他各类重点图书英文译文的改稿润色。他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也在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向世界传播更多中国的声音。 大卫·弗格森。受访者供图 来到中国前,一如很多西方人,弗格森对中国了解甚少。“我当时只是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以为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外,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很贫穷。”弗格森说。 然而,到中国后,弗格森发现他此前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准确。尤其是在2008年3月,当他看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西藏的不实报道与抹黑之后,弗格森决定将自己所亲眼见证的中国故事以更加准确、真实的方式呈现给西方受众。 随后,弗格森成为了中国一家新闻网站的记者,并先后参与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入职外文出版社后,弗格森曾前往中国多个城市考察,并撰写多部介绍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书籍。然而,最令其自豪的,莫过于作为英文编辑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审校与出版工作。他本人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上去有些复杂,但如果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弗格森说。“每一个(理念)都是这套完整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治理中国的方方面面。” 大卫·弗格森手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供图 弗格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强大的政治优势。在他看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闭幕。弗格森表示,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恰逢其时”。 弗格森对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一词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式现代化要走的路与以往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弗格森说,“这不是一条为了少数人利益而剥削多数人的道路。这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这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没有人被抛在后面,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的果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不时发动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弗格森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误解。 弗格森说,误解的出现是由于缺乏信息或误导性信息而发生的。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被故意制造的“情感敌意”。“美西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唯一行之有效的,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没有采用他们的制度却做得非常好的国家。” 弗格森指出,中国的发展使得西方人近代以来的道德和制度优越感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的诋毁和抹黑是出于情绪上的反应。“在我看来,这便是整件事情的根源。”他说。 2021年弗格森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同年,他还获得了我国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对他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尤其是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最好褒奖。 谈到自己对于未来工作生活的展望,弗格森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工作下去,争取作出更多贡献。他已经去过大半个中国,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新的收获。“未来,我希望做的另一件事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中国,因为比起写书,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够触达更多读者,继而传递更多中国声音。”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